[24]韦德等，见前注[22]，第276页。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家介入可能造成更多的市场失灵、规制俘获等多方面问题。例如在德国，社会法主要指的是关于社会安全，也就是在于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安定性、永续性和抗风险性的法律，社会法研究也在一定程度被认为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枝。

昂格尔的理论主要位于美国的批判法学传统，其早期著作中提到的社会法主要是为了批判自由主义形式法治或法律秩序法（legal-order law），因为昂格尔认为，社会法已经对公法／私法的二元区分提出了挑战，使自由主义法治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在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很多法律制度中，尽管劳资双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不平等，但其不平等性不可一概而论。其次，如何设计倾斜保护制度，也亟需深入研究。例如庞德的理论主要位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传统，其阐述的社会法主要是挑战形式主义法学理论，将法律视为改变社会的工具。在具有持续性特征的双方关系中，双方往往既具有对抗关系，也具有互惠关系，尤其具有长期互惠关系。

相反，当相关行为具有负外部性时，则此时国家应对此类活动进行规制，以避免公众为私人损害买单。科斯定理的进路则相反，其优点在于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形下可以进行更多的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自我规制，但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形下面临政府规制失效的危险。党采取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选择，目的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而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该理论旗帜鲜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主张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机制，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法治全过程各方面，要求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怎样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等重要问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对此，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法治改革和制度建设。党保证执法，就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党的各级政法委机构的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

《政法工作条例》规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如何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明确了它们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并对请示报告事项做了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党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可以将党的组织、制度、价值、政策、规划等向国家和社会输入。

因此，他主张：健全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的机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立法中涉及的重大体制变动、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问题等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和批准后才能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议程。仅属于党的事务的政策，仅在党内施行。

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每年应当向同级党委报告全面工作情况，遇有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建立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不过，由于社会和治理需求总是变化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需要因应这种变化而作出调整。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常委会党组保持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确保立法过程顺利吸纳党的主张。

他还进一步提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如果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就要做好统一正确实施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这些论述都将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成功经验。在西方国家，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其存在建立在西方选举的政治制度之上，目的是适应阶级和阶层利益表达需要，并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执政权。党的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应当落到实处，深入到制度运转的具体环节中，进入法治建设的体制、机制、过程中。在顶层结构上，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在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不断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创新，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家治理特别是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重难点问题。正是在这种传统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多在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范围内，着眼于组织领导的优化。

五、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具有深厚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完备的系统性和高远的战略性，党的领导理论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司法权独立运行。

规定政法工作的请示报告、决策执行、监督等制度，把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党的政策先于法律而存在，是制定法律的依据。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党的领导有其政治、思想、组织上的意涵。面对执法疑难问题、困难问题时，党政体制应当整合力量，发挥体制优势，将专项问题转化为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进而通过体制动员各种力量参与执法，对执法予以保障。但党对立法的领导也绝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一系列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方法和机制来实现。从整体上说，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高度统一的，都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一般不会出现不协调。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制度改革，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工作重点、总抓手等。

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党保证执法，还要求党组织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党领导立法，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是坚持党的领导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党的政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各类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在形式上有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面对两者之间出现的矛盾，执政党应当坚持依法执政原则，在具体问题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调整政策或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从而实现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协调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积累了许多经得住实践检验、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解决国家治理重大问题的成熟经验。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社会能够始终维持稳定，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组织直接命令、指挥政府人员，也不是用党组织替代国家立法和行政的组织机构体系，而是运用意识形态、组织、纪律、工作管理等多种工具，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机制安排来实现。

一些人把矛头对准党委政法委，要求取消党委政法委，就是想取消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国法治和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明确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只要符合法律和程序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给予支持和保护，不要认为执法机关给自己找了麻烦，也不要担心会给自己的形象和政绩带来什么不利影响。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